中国肿瘤临床

2019年第46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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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多中心型Castleman病的诊疗进展

贾鸣男, 张路, 李剑

2019, 46(11): 541-545.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19.11.499

[摘要](299) [HTML全文] (162) [PDF 1026KB](29)

摘要:
Castleman病（Castleman disease，CD）为一种罕见的淋巴增生性疾病，临床上分为单中心型Castleman病（unicentric Castle? man disease，UCD）和多中心型Castleman病（multicentric Castleman disease，MCD）。根据人类疱疹病毒-8（human herpes virus-8，HHV-8）感染状态，将MCD进一步分为HHV-8阳性和HHV-8阴性，后者也称特发性多中心型Castleman病（idiopathic multicen? tric Castleman disease，iMCD）。UCD和HHV-8阳性的MCD均已有标准的治疗方案，而iMCD的诊疗缺乏统一标准，主要凭借临床医生的经验。近年来，国际上新定义了iMCD的概念与诊断标准，并于2018年底公布了iMCD的治疗共识。本文旨在介绍iMCD的治疗现状和最新进展，以期对临床医生诊治Castleman病给予参考和借鉴。

机器人与腹腔镜辅助胃癌根治术中复杂部位淋巴结清扫对比研究

张珂诚, 曹博, 卫勃, 陈凛

2019, 46(11): 546-550.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19.11.188

[摘要](104) [HTML全文] (1) [PDF 1028KB](6)

摘要:
目的旨在探究机器人与腹腔镜辅助胃癌根治术在复杂部位区域内淋巴结的效果比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接受胃癌根治术的29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机器人组61例，腹腔镜组235例。收集患者临床特征、手术指标、病理和相关肿瘤数据，并根据手术程度分析各站切除淋巴结的数量。结果机器人组的淋巴结清扫数量显著增加（P=0.046），在N2区域也能较腹腔镜组清扫更多的淋巴结（P=0.038）。对于远端胃切除术，机器人组和腹腔镜组可分别切除脾动脉区域的（2.8±1.7）和（2.2±1.2）个淋巴结（P=0.036）。对于全胃切除术，机器人组和腹腔镜组可分别切除脾动脉区域的（2.8±1.2）和（2.1±1.0）枚淋巴结（P=0.049）。脾门周围淋巴结的切除数为（1.8±0.8）和（1.3±0.7）枚（P=0.04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的术中输血率（P=0.617）、术后住院天数（P=0.071）、近端切缘（P=0.064）和远端切缘（P=0.667）无显著差异。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也无显著差异（P=0.854），但是根据Clavien-Dindo分级，机器人组的术后并发症程度显著下降（P=0.039）。结论机器人辅助胃癌根治术能够在复杂部位的区域淋巴结中发挥更大的优势，并且可能有助于降低根治性D2淋巴结清扫后并发症的严重程度。

基础研究

小鼠胰腺癌肝转移模型及相关分子表达的研究

刘玉美, 李婷, 杨秀疆

2019, 46(11): 551-556.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19.11.300

[摘要](85) [HTML全文] (211) [PDF 1410KB](21)

摘要:
目的经脾注射法建立小鼠胰腺癌肝转移模型，初步研究部分转移相关分子的基因表达水平变化。方法用脾脏注射法在12只C57/BL6小鼠中建立胰腺癌肝转移模型，6只小鼠注射PBS缓冲液作为对照。术后4周处死并解剖小鼠，观察腹腔内转移情况和肝脏成瘤的情况。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小鼠脾脏胰腺癌组织、胰腺癌肝转移组织及肝转移灶旁肝组织中相关转移分子的基因表达情况，比较其差异。结果实验组12只小鼠的肝脏转移率为83.33%，解剖后观察脾脏表面均见单一瘤结节，其中10只小鼠肝脏表面及切面见多发散在的转移瘤结节，肝脏成瘤率83.33%，肝脏瘤组织细胞形态学符合胰腺癌的特征。在构建成功的10只胰腺癌肝转移小鼠模型中，CCL-17、CCL-22、CD44等分子在脾脏癌灶与肝转移灶的基因表达量高于癌旁肝组织，相对表达率 < 1（P < 0.05）；Ang-2、BAK、BAX等分子在脾脏癌灶与肝转移灶的基因表达量低于癌旁肝组织相对表达率>1 < 1（P < 0.05）。结论经脾注射法成功建立小鼠胰腺癌肝转移模型，能较好模拟胰腺癌体内肝转移过程。小鼠胰腺癌肝转移模型中相关转移分子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趋势与人体内胰腺癌肝转移基本一致，可为筛选抗肿瘤药物和研究胰腺癌转移行为提供帮助。

临床研究与应用

甲状腺乳头状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

胡晓萌, 乔宇, 韩朵兰, 周旋, 王旭东, 张仑

2019, 46(11): 557-561.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19.11.161

[摘要](119) [HTML全文] (20) [PDF 1051KB](14)

摘要:
目的探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央区淋巴结和侧颈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行甲状腺切除术的1 835例术后病理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对可能影响甲状腺乳头状癌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与多因素分析。结果 1 835例患者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率为54.88%（1 007例），侧颈淋巴结转移率为20.22%（371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男性、年龄 < 45岁、肿瘤直径>10 mm、多灶性、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anti-Tg）>100.00 IU/mL、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130.70 μg/L者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率及侧颈淋巴结转移率较高（P < 0.05）。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anti-TPO）>100.00 IU/mL者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率较低（P < 0.05）。此外，中央区淋巴结转移者侧颈淋巴结转移率较高（P < 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男性、年龄 < 45岁、肿瘤直径>10 mm、多灶性、anti-Tg>100.00 IU/mL是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anti-TPO>100.00 IU/mL是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的保护性因素。男性、年龄 < 45岁、肿瘤直径>10 mm、多灶性、anti-Tg>100.00 IU/mL、Tg>130.70 μg/L、中央区淋结转移者是侧颈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男性、年龄 < 45岁、肿瘤直径>10 mm、多灶性、anti-Tg>100.00 IU/mL是中央区淋巴结转移及侧颈淋巴结转移的高危因素；中央区淋巴结转移是侧颈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anti-TPO>100.00 IU/mL是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的保护性因素。

新辅助化疗对乳腺浸润性微乳头状癌的预后影响及其疗效分析

贾宏琴, 李伟东, 谷峰, 李帅, 韩芸蔚, 付丽

2019, 46(11): 562-567.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19.11.321

[摘要](202) [HTML全文] (12) [PDF 1086KB](5)

摘要:
目的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探讨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对乳腺浸润性微乳头状癌（invasive micropapillary carcinoma，IMPC）的预后影响及其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14年3月251例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诊治的乳腺IMP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为NAC组（67例）和非NAC组（184例）。比较NAC组患者行NAC前后的肿瘤大小改变，采用PSM均衡组间混杂因素后比较NAC组和非NAC组患者的预后差异。结果 NAC组患者经NAC后，肿瘤最大径平均值从5.0 cm减小至4.2 cm（P=0.035），但T分期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4）。经PSM后共有49对（98例）患者获得匹配，两组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患者的5年累积无复发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率，匹配前、后NAC组（77.6% vs. 89.2%）与非NAC组（72.1% vs. 91.0%）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匹配前、后NAC组的5年累积无远处转移生存（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DMFS）率分别为53.4%、50.0%，显著低于非NAC组69.1%、59.2%（均P < 0.05），且匹配后采用Cox比例回归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NAC是IMPC患者DMF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乳腺IMPC是一种对化疗不敏感的特殊类型肿瘤。NAC后虽然部分IMPC肿瘤有所减小，但未使IMPC患者的RFS获益，甚至增加患者的远处转移风险，因此乳腺IMPC患者应尽早手术切除，而不推荐行NAC。

胸部CT特征对克唑替尼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及预后的预测价值

王一棣, 王化, 韩丽珠, 韩颖, 马菊香, 叶兆祥

2019, 46(11): 568-574.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19.11.201

[摘要](103) [HTML全文] (38) [PDF 1466KB](2)

摘要:
目的探究治疗前胸部CT特征对克唑替尼（crizotinib）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疗效及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分析2014年1月至2017年3月经克唑替尼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47例的临床资料。对其临床资料及治疗前胸部CT图像进行分析，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对治疗效果进行随访评价，并记录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结果所有患者的中位PFS为10个月。胸部CT特征与克唑替尼疗效无相关性（P>0.05）。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肿瘤较大（P=0.009）、中央型（P=0.002）、存在实变（P=0.002）、存在胸腔积液（P=0.001）或存在癌性淋巴管炎（P=0.019）提示患者PFS较短。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病变位置（HR=3.219，95%CI：1.517~6.833；P=0.002）为独立预后预测因素。结论晚期NSCLC治疗前胸部CT特征对预测克唑替尼治疗预后具有一定的价值。

国家基金研究进展综述

拉罗替尼治疗NTRK基因融合阳性癌症患者的研究进展

罗详冲, 刘晶晶, 李高峰

2019, 46(11): 575-580.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19.11.362

[摘要](130) [HTML全文] (27) [PDF 1149KB](3)

摘要:
拉罗替尼（larotrectinib，又称LOXO-101、ARRY-470和VITRAKVI^®）是一种新型口服小分子、高选择性、广谱的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tropomyosin receptor kinase，TRK）抑制剂，用于儿童和成人患者携带神经营养性酪氨酸激酶受体（neurotrophin tyrosine kinase receptor，NTRK）基因融合的治疗。基于拉罗替尼在多种含有NTRK基因融合实体瘤中具有良好的疗效及安全性，2018年11月27日该药全球首次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无已知耐药突变的、广泛转移或局部手术治疗效果不佳和经治疗后疾病进展或无替代治疗方案的NTRK基因融合的儿童和成人实体瘤患者。本文就拉罗替尼研究背景、结构及作用机制、临床研究、不良反应及处理、耐药机制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综述

复发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靶向药物治疗进展

李丽燕, 付蓉

2019, 46(11): 581-585.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19.11.438

[摘要](175) [HTML全文] (43) [PDF 986KB](27)

摘要:
淋巴瘤为一组起源于淋巴结或其他淋巴组织的异质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包括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HL）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NHL），其中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为一类异质性明显的淋巴系统恶性肿瘤，也是最常见的NHL亚型。标准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联合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和泼尼松）治疗可显著提高60%以上患者的生存期，然而仍有约30%~40%患者出现疾病复发或难治，预后较差，如何延长复发难治性DLBCL患者的生存期并改善其预后已成为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随着疾病基因表达谱、耐药分子机制等的不断深入研究，化疗新方案及新药不断探索，为个体化精准治疗复发难治性DLBCL带来新希望。本文拟对新近的靶向药物在复发难治性DLBCL中的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PARP抑制剂治疗晚期乳腺癌的作用机制及相关研究进展

吴静, 曾晓华

2019, 46(11): 586-588.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19.11.436

[摘要](120) [HTML全文] (50) [PDF 883KB](4)

摘要:
多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可使乳腺癌细胞的单链DNA损伤修复受阻，而BRCA突变可造成乳腺癌细胞的双链DNA损伤修复功能缺失，因此PARP抑制剂治疗乳腺癌易感基因（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BRCA）突变乳腺癌是通过同时阻断单链DNA和双链DNA损伤修复，导致细胞的DNA损伤修复失败，使癌细胞死亡。目前已研发出多种敏感性和特异性较高的PARP抑制剂，该类药物主要抑制PARP1和PARP2两种亚型。本文总结PARP抑制剂用于治疗BRCA突变乳腺癌的作用机制，并对多种PARP抑制剂单用或联合化疗药物治疗晚期乳腺癌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基因突变状态与肿瘤相关性静脉血栓关系的研究进展

张亚培, 张雪, 姜达

2019, 46(11): 589-594.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19.11.128

[摘要](119) [HTML全文] (13) [PDF 927KB](11)

摘要:
肿瘤相关性静脉血栓栓塞疾病（venous thromboembolic disease，VTE）已成为当下肿瘤患者的第二大死因，诸多学者提出多种血栓风险模型，从而筛选出血栓发生风险可能较高的患者进行药物及物理干预措施，减少肿瘤相关性VTE的发生。随着精准医学的不断发展，现有结论已不能满足医务人员探索肿瘤相关性VTE相关问题的要求。基因检测已经成为肿瘤患者的“基线”检查，检测常见的驱动基因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v-ros UR2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1（v-ros UR2 sarcoma virus oncogene homolog 1，ROS1）和鼠类肉瘤病毒致癌基因（kirsten ras sarcoma，KRAS）等已成为常态且被指南推荐应用于临床，基因突变状态在影响临床预后和治疗决策方面的地位日益凸显。基因突变状态与肿瘤相关性VTE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可否根据基因状态筛选出具有较高血栓风险的癌症人群，从而为更好地实施预防管理策略提供理论基础。本文旨在对基因突变状态与肿瘤相关性VTE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展及其潜在机制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