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48卷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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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长链非编码RNA FTH1P3靶向miR-218降低人肺癌顺铂耐药细胞对顺铂的化疗敏感性
李正雄, 王雅棣
2021, 48(12): 595-602.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1.12.221
摘要:
  目的  研究长链非编码RNA铁蛋白重链1假基因3(ferritin heavy chain 1 pseudogene 3,FTH1P3)对人肺癌顺铂(cisplatin,DDP)耐药细胞株(A549/DDP)DDP化疗敏感性的影响,并探究其潜在的分子机制。  方法  采用荧光定量PCR检测FTH1P3与miR-218在A549和A549/DDP细胞中的表达。采用MTT法、流式细胞术、Hoechst 33258染色及CASP3活性试验评估细胞对DDP化疗敏感性的影响。采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和RNA蛋白免疫沉淀试验分析FTH1P3对miR-218的调控作用。  结果  与A549细胞相比,A549/DDP细胞中FTH1P3表达上调,而miR-218表达下调(P<0.05)。与si-NC相比,si-FTH1P3增加A549/DDP细胞对DDP的化疗敏感性,表现为半抑制浓度(IC50)降低,多药耐药关联蛋白1(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1,MRP1)和ATP结合家族亚家族B成员1(ATP binding cassette subfamily B member 1,ABCB1)mRNA表达下调,细胞生长能力降低、凋亡增加及CASP3活性升高(P<0.05)。FTH1P3直接结合miR-218并抑制其表达(P<0.05)。与NC 抑制物相比,miR-218 抑制物能够逆转经si-FTH1P3处理的A549/DDP细胞对DDP的化疗敏感性(P<0.05)。  结论  FTH1P3在A549/DDP细胞中表达上调,FTH1P3降低A549/DDP细胞对DDP的化疗敏感性,其机制与miR-218表达下调有关。
临床研究与应用
利用CT影像进行放射性肺损伤客观分级的初步研究
魏佳, 张臻, 于佳琦, 王巍, 王清鑫, 王伟, 刘颖, 叶兆祥, 赵路军
2021, 48(12): 603-608.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1.12.172
摘要:
  目的  探讨放疗后利用随访CT影像学改变范围进行放射性肺损伤(radiation-induced lung toxicity,RILT)定量分级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181例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行胸部放疗的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患者放疗后RILT影像学改变最严重时的随访CT图像融合到定位CT图像中,并勾画RILT影像学改变范围(VRL),结合患者的定位CT图像及治疗计划,获得双肺体积(V双肺)和不同剂量区间的VRL、V双肺。将上述参数代入VRL/V双肺、VRL(不同剂量区间)/VRL、VRL(不同剂量区间)/V双肺(相应剂量区间)、VRL(不同剂量区间)/V双肺 4项比值,得到定量表示RILT程度的多组比值指标数据。检验各指标与临床RILT分级的关系,确定RILT≥2级的最佳诊断指标。  结果  除VRL(0~10 Gy)/VRL、VRL(40~50 Gy)/VRL、VRL(0~10 Gy)/V双肺(0~10 Gy)外的各项指标均可用于≥2级RILT的诊断,其中VRL(10~40 Gy)/V双肺和VRL(20~40 Gy)/V双肺两项指标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值最高,均为0.821,敏感度分别为0.796和0.741,特异度分别为0.701和0.756。  结论  根据随访CT影像学改变范围进行RILT定量分级是可行的,VRL(10~40 Gy)/V双肺可以作为RILT≥2级的最佳诊断指标。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的分布及临床意义的初探
侯飞, 吕娟, 杨志贤, 李浩宇, 邓智勇
2021, 48(12): 609-613.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1.12.050
摘要:
  目的  初步探讨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及M2型TAMs与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方法  选取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云南省肿瘤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就诊的6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甲状腺癌51例(PTC 42例,甲状腺鳞状细胞癌9例),甲状腺良性病变17例。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术后病理组织中TAMs和M2型TAMs的分布情况,并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甲状腺癌组织中CD68+TAMs、CD206+TAMs和CD68+/CD206+TAMs的分布强度均高于甲状腺良性病变(P<0.05)。在PTC组织内存在CD68/CD206+TAMs形式的分布。42例PTC中,有淋巴结转移组及肿瘤大小≥2 cm组中CD68+TAMs和CD68+/CD206+TAMs的分布强度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和肿瘤大小<2 cm组(P<0.05)。在PTC大小<2 cm及Ⅰ期或Ⅱ期的情况下,CD206+TAMs分布强度高于CD68+TAMs(均P<0.001)。PTC组织中CD206+TAMs分布强度与CD68+TAMs分布强度呈正相关(P<0.05)。在PTC患者的T3、TgAb、FT3及FT4正常组与异常组之间CD68+TAMs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D68+/CD206+TAMs的分布分别在PTC患者的T3、FT3及FT4正常组与异常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AMs、M2型TAMs对PTC的发生具有一定促进作用,TAMs促进PTC颈部淋巴结转移、肿瘤的生长及影响甲状腺激素水平的调节;在PTC微环境中未发现M2型TAMs从属于TAMs的关系,而在PTC早期微环境中主要是以M2型TAMs为主。
循环肿瘤细胞和循环肿瘤内皮细胞对尿路上皮癌预后的预测价值
刘杰, 李小航, 李安安, 刘昕, 苗岳松, 王志勇
2021, 48(12): 614-618.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1.12.424
摘要:
  目的  探究术前外周血中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和循环肿瘤内皮细胞(circulating tumor-derived endothelial cell,CTEC)对尿路上皮癌(urothelial carcinoma,UC)患者预后的预测作用。  方法  收集2018年5月至2020年1月于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治的161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以100例UC为试验组,46例尿路上皮的良性疾病和15例健康患者为对照组。术前采用差相富集联合免疫染色荧光原位杂交技术(SE-iFISH)富集并染色CTC和CTEC。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确定CTC和CTEC诊断的截断值,分为阳性组和阴性组,分析其与UC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ROC曲线分析显示术前CTC和CTEC的截断值均为0.5。CTC阳性组和CTEC阳性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12.0个月和12.5个月,阴性组分别为20.0个月和16.5个月。Cox比例风险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前CTEC阳性是U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子。  结论  术前患者外周循环血中的CTC和CTEC对UC患者的预后有预测作用,CTEC为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
阿帕替尼治疗耐药的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的临床研究
李田源, 海龙, 吴慧, 洪锡田, 卢晓旭, 孙学明
2021, 48(12): 619-623.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1.12.207
摘要:
  目的  探讨阿帕替尼治疗替莫唑胺(temozolomide,TMZ)耐药的复发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GBM)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并观察治疗过程中免疫因子的变化。  方法  选取2018年7月至2020年10月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标准方案治疗失败的GBM患者51例,给予阿帕替尼和TMZ治疗。阿帕替尼500 mg/d口服,第1~14天;休息7天,开始口服TMZ 150 mg/(m2·d),连续口服5天,28天为1个周期。连续服用直至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治疗前及治疗后每周采集外周血,采用ELISA法检测外周血中可溶性PD-1(soluble programmed death-1,sPD-1)、可溶性PD-L1(soluble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sPD-L1)、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和白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的表达。每4周行MRI增强扫描,测量肿瘤体积。  结果  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为33.33%(17/51),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为72.5%(37/51),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mPFS)为5.9个月,2年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为24.9%。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Ⅰ~Ⅱ级高血压和乏力。肿瘤体积的变化与用药后血清中sPD-1、sPD-L1和IL-6的变化显著相关(r=−0.846,P=0.001;r=0.874,P<0.001;r=0.769,P=0.003);与IL-10的变化弱相关(r=0.538,P=0.071)。  结论  阿帕替尼治疗TMZ耐药的GBM安全有效,且治疗中免疫因子发生变化并与疗效密切相关。
乳腺浸润性微乳头状癌预后影响因素分析与模型构建
张明坤, 王哲, 杨柳, 侯兰, 张聚良
2021, 48(12): 624-630.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1.12.307
摘要:
  目的  对比分析中国和美国乳腺浸润性微乳头状癌(invasive micropapillary carcinoma,IMPC)的病理特征和预后影响因素,并预测乳腺IMPC患者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7月至2015年7月83例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收治的乳腺IMPC患者临床资料,收集2010年3月至2015年3月415例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SEER数据库中诊断为乳腺IMPC患者资料,并对中国和美国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对比。进行单因素及Cox比例回归模型多因素和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分析,并构建列线图模型预测患者的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和癌症特异生存(cancer-specific survival,CSS)率。对模型进行内部及外部验证,通过临床决策曲线分析评价模型的临床获益和应用价值。  结果  对建模集和验证集的年龄、肿瘤位置、手术方式、是否为第一原发肿瘤、T分期进行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及Cox比例回归模型多因素和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N分期、M分期以及分子分型与乳腺IMPC预后相关(P<0.05),将这些因素纳入并建立OS和CSS的列线图预测模型。OS和CSS模型中建模集C-index分别为0.85和0.79,验证集外部验证C-index分别为0.72和0.70,bootstrap法内部验证C-index分别为0.81和0.74。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的生存率与实际生存率接近,临床决策曲线分析显示模型的临床获益及应用价值较高。  结论  列线图能准确预测中国及美国乳腺IMPC患者的预后,为临床的诊疗提供科学依据。
综 述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维持治疗的研究进展
周倩, 谭榜宪
2021, 48(12): 631-635.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1.12.487
摘要: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虽然含铂双药化疗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疗效,但预后仍欠佳。为了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存,进行有效的维持治疗至关重要。本文就晚期NSCLC维持治疗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探讨维持治疗的临床意义及如何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
长非编码RNA在乳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贾岩, 佟仲生
2021, 48(12): 636-639.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1.12.561
摘要:
乳腺癌是我国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和健康。目前乳腺癌的内科治疗依赖于化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为主体的综合治疗手段。长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调控细胞的发育分化,在乳腺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能成为用于临床监测和分子靶向治疗的新型标志物。本文对lncRNA在乳腺癌中的作用进行综述,以期为乳腺癌的临床监测及分子靶向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抗体药物偶联物DS-8201a在晚期乳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段海明, 吴昊, 刘娟, 苟学龙, 刘晓敏
2021, 48(12): 640-643.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1.12.219
摘要:
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ADCs)是一种由抗体、细胞毒药物和偶联链组成的新型抗肿瘤制剂,具有良好的靶向性及抗癌活性。对于既往经过多线治疗失败的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新一代ADCs制剂DS-8201a在疾病控制率、改善生存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并对HER-2低表达的晚期乳腺癌患者亦带来生存获益,而药物相关的血液学毒性、间质性肺疾病等安全性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将就DS-8201a在晚期乳腺癌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miRNA在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中的研究进展
陈情, 刘艳
2021, 48(12): 644-648. doi: 10.3969/j.issn.1000-8179.2021.12.684
摘要:
因心脏毒性的发生使抗肿瘤药物的临床使用受限。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均表现出不同频度和程度的心脏毒性,严重者可发生心力衰竭,危及患者生命。不同抗肿瘤治疗导致的心脏毒性作用机制复杂,氧化应激、DNA损伤、细胞凋亡等均可能参与。miRNA(microRNA)是细胞增殖、死亡、凋亡和分化的关键调控因子,其失调还与心脏重塑和心脏毒性密切相关。本文将对miRNAs可能参与不同肿瘤治疗所致心脏毒性发生的作用机制,及其在监测和治疗中的作用进行综述。